李逍遙

快遞員緊缺:月薪七八千,也難招到人!

李逍遙 行業研究 2019-09-25

近日,《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圓通、申通、百世等多家快遞公司加盟網點發現,9月以來,各網點件量大幅上漲,其中一家單月增長3000件,增幅達到30%。“預計10月、11月會增長更多,根據以往經驗,估計會漲一到兩倍。”一名申通網點負責人李勤(化名)如是稱。

快遞數量猛增,人手就顯得緊缺,各快遞網點目前都在加緊招人。

然而,想招新人也沒那么容易。李勤告訴記者,“平攤下來,月薪大概有七八千元,但還是很難招到。”

資深從業者葉公超(化名)對記者表示,“快遞工作太辛苦,全年無休,又沒有底薪和社保,業務員歸屬感不強,職業尊嚴較低,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干,行業的流動性也相當大。”

業內人士認為,快遞行業旺季招人難背后,暴露出行業用工制度存在瑕疵,如何平衡用工方人力成本和勞動者社會保障之間的矛盾,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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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8千難招人

“上個月,我們網點一共攬件9000件,這個月可能要達到12000件。”李勤對記者表示,進入9月份,快遞行業旺季到來,件量猛增,預計“雙十一”前后增量將高達一兩倍。

百世快遞一網點的老板娘李春秋(化名)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稱:“業務壓力很大,有同行前不久爆倉了,目前嚴重缺人。”

圓通速遞一家網點的負責人韓笑(化名)則對記者表示,按照目前件量增幅以及業務員配送額度計算,下個月我們的缺口將達到8-10人。

在缺人的情況下,這些加盟商老板或負責人開啟了“搶人大戲”。李勤說,一個月給員工七八千元,最高給到8500元。在目前的經營情況下,這已經到了最高成本的臨界點。

“上個月,我們網點一共攬件9000件,這個月可能要達到12000件。”李勤對記者表示,進入9月份,快遞行業旺季到來,件量猛增,預計“雙十一”前后增量將高達一兩倍。

百世快遞一網點的老板娘李春秋(化名)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稱:“業務壓力很大,有同行前不久爆倉了,目前嚴重缺人。”

圓通速遞一家網點的負責人韓笑(化名)則對記者表示,按照目前件量增幅以及業務員配送額度計算,下個月我們的缺口將達到8-10人。

在缺人的情況下,這些加盟商老板或負責人開啟了“搶人大戲”。李勤說,一個月給員工七八千元,最高給到8500元。在目前的經營情況下,這已經到了最高成本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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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業吸引力消減

盡管網點老板們各出招數,但招人尤其是招到合適的人員仍屬不易。“新人不是沒有,但新手不會干活,派件出問題較多;另一方面,新人干一段時間,吃不了苦,受不了委屈,馬上就走的也多。”李勤表示,一般新手的薪資成本是五六千元,我們寧愿多花點錢,招熟練的、穩定性較高的快遞員,但這個很難,整個行業流動性太大了。

中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物流行業專家楊達卿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很多快遞加盟商面臨一個問題,即“業務增量難增收”,快遞收益主要跟攬派業務比有關,在非核心經濟區及三四線城市,攬件少、派件多,而快遞員主要依靠攬件業務提成,這導致整體收益仍不算高。另外,在加盟模式下,一線快遞員流失率較高,企業的歸屬感不強。

彼時,一直以來吸納農村勞動力最多的建筑工地、電子工廠等,慢慢褪去了吸引力,大量年輕人不愿去工地搬磚,也不愿去當流水線工人,而是選擇快遞業,從快遞員做起,寄望憑借快遞業在大城市謀生發展,并實現個人理想。

“但現在,越來越少有年輕人愿意送快遞,或者即便入了行,但兩三個月后又辭職不干了。”韓笑如是表示。

李春秋也印證了這一說法,她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她的網點現在有20多名快遞員,絕大多數年齡在30-50歲之間。“很少有‘90后’,快遞員風里來雨里去,很辛苦,而且一有點小問題就被客戶投訴,年輕人往往很難堅持做下去”。

葉公超則表示,最大的問題還是太辛苦,同時又缺乏足夠的身份認同。“快遞業說白了就是多勞多得,老板給再高的派費也要一件一件去送才有錢;另外,從職業身份來說,快遞員社會地位還是偏低,被人低看一眼的事時有發生,這對年輕人來說,或許最難接受。”

他告訴記者,今年以來,除了中間生病請過幾天假,他已連續9個多月沒有休息過,“身體消耗太大,我也準備做完今年就去做別的事了”。

楊達卿分析認為,快遞業的生態變化,主要在于目前國內快遞業進入新一輪洗牌調整期:一方面,頭部企業為市場規模的拼量競爭打起了隱形“價格戰”,但總部的惠政層層過濾,落到一線快遞員的實惠多半打了折扣;另一方面,目前技術升級日益明顯,尤其是自動化、智能化下的“去人力”趨勢首先落在基層,基層人員對發展前景并不明朗,歸屬感大大降低。這造成從業者職業意愿下降,穩定性也同步下滑。

上述圓通網點負責人韓笑對記者表示,“現在不是錢多少的問題,而是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從事這個職業,快遞業對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已經缺乏足夠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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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制度”或需改變

“但現在,越來越少有年輕人愿意送快遞,或者即便入了行,但兩三個月后又辭職不干了。”韓笑如是表示。

李春秋也印證了這一說法,她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她的網點現在有20多名快遞員,絕大多數年齡在30-50歲之間。“很少有‘90后’,快遞員風里來雨里去,很辛苦,而且一有點小問題就被客戶投訴,年輕人往往很難堅持做下去”。

葉公超則表示,最大的問題還是太辛苦,同時又缺乏足夠的身份認同。“快遞業說白了就是多勞多得,老板給再高的派費也要一件一件去送才有錢;另外,從職業身份來說,快遞員社會地位還是偏低,被人低看一眼的事時有發生,這對年輕人來說,或許最難接受。”

他告訴記者,今年以來,除了中間生病請過幾天假,他已連續9個多月沒有休息過,“身體消耗太大,我也準備做完今年就去做別的事了”。

楊達卿分析認為,快遞業的生態變化,主要在于目前國內快遞業進入新一輪洗牌調整期:一方面,頭部企業為市場規模的拼量競爭打起了隱形“價格戰”,但總部的惠政層層過濾,落到一線快遞員的實惠多半打了折扣;另一方面,目前技術升級日益明顯,尤其是自動化、智能化下的“去人力”趨勢首先落在基層,基層人員對發展前景并不明朗,歸屬感大大降低。這造成從業者職業意愿下降,穩定性也同步下滑。

一名業內人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阿里巴巴馬云有句話很有道理,員工離職原因無外乎兩點,一是錢沒給夠,二是干得不爽。“快遞員難招,仔細想想也離不開這兩點原因,活多、錢少,動輒被投訴罰款,偶爾還被刁難,堅持做下去的確需要很大的耐力”。

據韓笑介紹,他所在網點,大約1/3的快遞員與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2/3沒有簽訂。“不過,所有員工都沒繳納社保”。

對于這種情況,張建輝認為有多方面促成因素。第一,中國的基層勞動者權利意識不強,很多人只在乎每月能拿到手多少錢,而不會過多考慮社會保障的問題。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需求促成供給;第二,受大環境影響,民營企業發展一直舉步維艱,加上老板們為了追逐更大的利潤,因此會壓縮成本;第三、目前,企業違法成本仍舊偏低。

不過,上海市律師協會行政法研究會委員、知名律師楊懷成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快遞員與快遞公司形成的勞動關系有別于通常意義上的勞動關系,快遞員通常與不止一家公司、平臺存在用工關系,其勞動時間也是有單就做、無單休息,快遞員通常自己決定做或不做,并不服從公司平臺支配,與現行勞動法確定的勞動關系有一定區別。“這種情況是互聯網時代平臺經濟下出現的新問題,需要通過新的立法途徑來解決。從目前實際情況來看,法律存在滯后性”。

楊達卿也表示,目前,中國快遞業市場的集約度仍舊不高,人力動蕩屬于特定發展時期的必然狀況。加盟式快遞模式及其衍生的勞動關系有著強勁的生命力和中國市場的適應性。“目前,五險一金全面實施也存在雙向矛盾,一方面,部分加盟企業能力不足,另一方面,進城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屬于‘快遞候鳥’,他們也并不希望長期全職。”

葉公超也表示,現在,很多快遞員都沒有將這份工作看成是長久的職業發展方向,僅僅只是作為一個過渡。對他們來說,相比關心底薪和社保,他們更關注手頭獲得的錢以及工作時被社會認可、尊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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